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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澳首份大学校园性暴力报告揭惊人内幕

 
[留学教育]     2017-08-02
悉尼大学生们曾举牌反对校园性侵。(《卫报》图片)“我被性侵了,我是男生。”澳洲国立大学学生会主席康诺利(JamesConnolly)登上校园演讲台。一年过去了,康诺利终于走出心灵阴影,勇敢地站在阳光下。

悉尼大学生们曾举牌反对校园性侵。(《卫报》图片)


“我被性侵了,我是男生。”澳洲国立大学学生会主席康诺利(James Connolly) 登上校园演讲台。一年过去了,康诺利终于走出心灵阴影,勇敢地站在阳光下。

约一年前的一天,康诺利邀请一位男同学来宿舍作客,不想却“引狼入室”。

“他低声耳语,请求与我发生关系,我拒绝了。几分钟后,他把我强行按倒在床上。我一次又一次地喊着‘不要’,他只是轻声笑着说‘嘘’,让我不要做声。”噩梦对康诺利仍历历在目。

“他把我强行按倒在床上。他块头比我大,比我强壮,我无法动弹。”

之后的一年,康诺利坦言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恐慌、焦虑、抑郁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我不敢报告学校,不敢报警,不敢找人倾诉。”

“男人应该有男子气概,不能哭,不能表露悲伤之情。”康诺利曾“想用沉默解决一切”。但近日,身为同性恋的他近日终于站了出来——同志群体在这个崇尚“男子”气概的社会里承受了很多压力,但我已不害怕去面对了。

“我之所以说出真相,是想告诉其他受害者,他并不是一个人。”康诺利给同样遭受性侵或性骚扰的学生鼓劲。


高校成性暴力案高发地

康诺利就读的澳洲国立大学是性暴力的高发地。3.5%的该校学生去年曾遭受性侵,是全国均值(1.6%)的两倍多。康诺利只是澳大利亚大学校园性暴力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人。

而其他高校也并非一片净土。一位前悉尼大学老师曾向《悉尼先驱晨报》透露,自己有16位学生曾遭受性侵。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在派对上被灌醉,而后遭其同学或朋友性侵。

2015年,悉尼大学女学生就在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举办的派对上遭到一名男子性侵。悉尼大学最古老的圣保罗学院(St Paul`s College)也未能独善其身,接连曝出欺凌新生、羞辱女性的丑闻。一名叫凯利(Stuart Kelly)的新生被逼参加校园淫乱派对,连遭多名男同学的欺辱、殴打。在校待了仅18个小时,神情恍惚的凯利就被父母接回了家。凯利并不像康诺利那般坚强,能够走出阴霾。饱受身心摧残的凯利反锁上自己房间的门,结束了年仅18岁的生命。

今天,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s Commission)在对全澳39所高校、超过3万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后,发布了首份《大学校园性暴力调查报告》。

人权委员会是一个通过总检察长向议会负责的独立机构,旨在推进澳洲人权发展。

根据报告,性侵犯事件频发的高校前几位分别为:新英格兰大学、澳洲国立大学、查尔斯斯图尔特大学、南澳大学与邦德大学。

下图排名为校园内性骚扰发生率(由高到低)。

注:四列数据分别为性骚扰发生概率、校园内性骚扰发生概率、性侵发生概率以及校园内性侵发生概率。


根据《大学校园性暴力调查报告》——

性侵:




  • 每15名学生中就有1人曾遭受性侵(6.9%)。其中,1.6%的学生是在大学环境中被性侵;五分之一的性侵案件发生在大学及宿舍的社交活动中。
  • 一半(51%)的被性侵者都认识施暴者。
  • 国内学生(66%)比国际学生(55%)受单个施暴者性侵的比例更高。(但是,有担忧指出有此遭遇的国际学生可能并没有参与到调查当中)
一名中国女留学曾被巴基斯坦学生穆罕默德(Iqbal Muhammad)关在悉尼大学的寝室里折磨。两人相识于悉尼大学的图书馆,而后这名中国女孩在穆罕默德的邀请下,来到其寝室观看视频,却被他性侵。穆罕默德现已被驱逐回国,他还涉嫌性侵另一名来自日本的女留学生。


  • 双性恋及无性恋者受性侵比例最高。
  • 而女性遭受校园性骚扰的几率是男性的近两倍,遭受性侵的几率更是男性的逾三倍。同性恋或双性恋学生更易被性侵。
性骚扰:





  • 2016年,51%的大学生至少遭遇过性骚扰。每4名学生中就有1人在大学环境中遭遇性骚扰;三分之一的性骚扰事件发生在大学广场或教室内。
  • 将近一半(45%)的被性骚扰者都认识施暴者;超过三分之二(68%)的施暴者大多为其他的学生。
  • 大部分常见性骚扰行为表现为恶意偷瞄或盯着看(14%),性暗示评论或玩笑(11%),对他人私生活或外表进行冒犯性质疑(9%)。
  • 2016年,跨性别者及双性别者在大学环境中受到性骚扰的比例(45%)比普通男性女性更高。
  • 性骚扰发生的高峰年龄段为20-22岁
*大学环境包括校园、前往大学的途中、大学支持的社交活动上或者在大学的雇佣环境下


调查发现,住学校宿舍的学生遭受性侵或性骚扰的比例要高得多。


学生不敢言 学校不作为

纯洁的象牙塔频频遭到性暴力罪犯的染指。这些施暴者何以有恃无恐?受害学生的不敢言、校方的不作为或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

《大学校园性暴力报告》显示:

  • 多数报案中的施暴者为男性,受害者为女性——女性遭遇性骚扰的机率几乎是男性的2倍,遭遇性侵的机率是男性的3倍以上。
  • 94% 的在大学内遭遇性侵的人,以及87%的在大学内遭遇性骚扰的人,不会做出正式的投诉或报案。
  • 每10名学生中就有6人不知道如何去正式投诉或报告此类事件。

新州大学澳洲人权中心主管杜尔巴赫(Andrea Durbach)教授发起的一项调查,或道出了受害者的“苦衷”:老师、同学异样的眼光,使受害学生羞于公开事实。事情意外被曝光后,他们常被指责穿着暴露,不应饮酒,或不该参加派对。
特别是受害留学生,由于害怕回国后会对其造成不良影响,或不懂当地法律,他们往往沉默不言。而同性恋受害者,更难站出来去承认自己的性取向。
一定程度上,学校对性暴力罪犯的现状负有责任。一位前悉尼大学老师称,大多受害学生只要求校方帮其换课,以避免与施暴者共处一室,但却遭到校方官僚主义的冷脸。学校工作人员还要求他们不停重复被侵犯的细节,签署相关声明。若受害学生不幸挂科,即使校方明知其近期遭遇性暴力,但不会区别对待。甚至还有校职员威胁他们:若再不及格或会被开除。
而对于施暴学生,很多学校却选择“宽大处理”。据“终结校园性侵”组织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5年里,该团体共收到575起性暴力投诉,其中145起与强奸有关。但只有6名涉嫌性侵的学生被开除。
据称,悉尼大学大多性侵学生只是被罚款55澳元,或接受8小时社区服务,或仅被要求写道歉信。

(澳洲广播公司图片)

澳联社的分析指,澳洲高等教育服务已经是澳洲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留学生更成为各高校的主要“创收”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在创造经济利益和保护学生安全之间产生了利益冲突。学校的安全问题(性侵、性骚扰案件)被曝光后,势必引发家长担忧。哪个父母会送子女到这样的学校读书?
于是,在利益驱使下,对于学生(特别是相对弱势的国际学生)遭受性暴力的情况,校方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劝解受害者不要直接寻求法律保护。

从消极怠慢到积极介入

自从人权委员会介入校园性暴力事件调查以来,高校的态度开始转变。
上周四,澳洲国立大学称,已聘请咨询公司Rapid Context审查校方应对性暴力事件的策略、程序等,亦聘请了顾问给学生提供支持。学校还给住宿学生提供参加“健康关系”研习会的机会,还对所有学生开放在线性知识课程。
而澳洲天主教大学已在其堪培拉校区内安装了闭路电视,监控性暴力事件的发生。
新南威尔士大学也开始审查性暴力案件的预防和应对机制,并建立了一个举报性暴力案件的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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