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是美国最重要盟友的领导人。 应该说，德国是美国的盟友，也是民主政体国家，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中国高端产业现在正挑战德国在制造业的领先地位。
但今天默克尔却在中国与北京领导人会谈，在深圳推广德国的创新科技。
人尽皆知，当前澳中关系严重偏离轨道; 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的中澳关系已经下滑到了自1972年外交关系开始以来的最低点。
印度是美国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本月早些时候，印度阻止了澳大利亚重新参加原先有印，美，日，澳四国联合军事演习。原因何在？ 我们被视为美国盟友中的异类，持有最极端的反华观点，而印度却希望与其邻国建立积极良好的关系。
日本把和中国在东海问题上的分歧放在了一边，首相安倍晋三这个月与中国和韩国举行了三方首脑会议。 面对特朗普的贸易立场及他对朝鲜的即兴表现，中日两国都选择了友好谈判的姿态。
然而，澳大利亚却没有任何动作。
如果我是现在的外交部长，我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言论会与朱莉.毕晓普(Julie Bishop)的别无二致，即澳大利亚将根据国际法行使航行自由，不过我们不会希望紧张局势加剧。我会希望纷争各方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必须遵守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等。
不过目前的中澳关系冻结并非源于实质性的分歧。我们并没有像德国、印度和日本那样积极寻求机会，恰恰相反，貌似讨好特朗普政府的言论却令我们丧失了机会。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夸张言辞转变其实在去年12月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all)提出的反海外影响立法之前就已经开始。 2017年初，毕晓普在新加坡的演讲中对中国的领导力表达了质疑，理由是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汤姆·瑞泽(Tom Switzer)在悉尼晨锋报中指出，这是自比利.麦克马洪(Billy McMahon)以来，我们首次将中国政体的不同视为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在此之前，不管联盟政府和工党政府执政，我们从来都没有提出过这是一个问题。
去年6月，总理呼吁美军重视我们这个地区。是澳大利亚表示，希望在亚洲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有效地遏制中国。休.怀特(Hugh White)认为, 澳大利亚在这个问题上，比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任何美国盟友都走得更远。然而,美国并没有理会这样的言论。
那些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学生被毫无根据地指责在校园里推行共产党政策，如果当时我们有领导人站出来替他们申辩解释，那会是一个理想的机会淡化2017年中开始的又一波反华恐慌，作出一些修正。
当总理在12月7日宣布他的外国干涉立法时，他本来可以根据官方声明，表示它只是保护澳大利亚的主权，不针对任何国家。相反，他拙劣地模仿了毛泽东在1949年提出的口号，并将其改为“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
本来应该是一个冷静的讲话，如今却完全不必要的，演变成了嘲弄对我们有重要意义的国家。
不管是日本或任何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盟友认为有必要在外交战略中放弃中国关系。美国的合作伙伴如印度或新加坡也不会那么做。
今年初，总理和外交部长似乎试图控制事态发展。然而,又来了一个同事们口无遮拦的新时代。副总理巴纳比.乔伊斯(Barnaby Joyce)在谈到中国时说，“任何有能力超越你的国家总归是一个更大的威胁。”一位刚上任不久的部长弗拉旺蒂-威尔斯（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则批评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援助计划。援助方面的意见分歧本可以通过对话交换意见，而不是公开叫喧。
你不能轻描淡写的对中国人说“哦，那只是乔伊斯”或者“弗拉旺蒂-威尔斯只是一个初级部长”。假设一个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在澳大利亚发表类似这样的言论，不难想象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愤慨。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其他国家对自己的类似侮辱。在外交关系中，言语就是子弹。
至少我们应该言论大体一致吧。
以上提到的几个问题，都不需要澳大利亚放弃南中国海或中国人权问题的立场, 也不用放弃对潜在的间谍活动或威胁国家安全行为的警惕。
但从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到托尼·艾伯特(Tony Abbott)政府，我们一直在寻求一个实事求是的，以国家利益为根基的中国政策。用霍华德(John Howard) 的话来说就是：求同存异。现在，这意味着捍卫国际贸易秩序，以及一起努力促成朝鲜半岛无核化。
难道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让这实施起来很难吗？你可以去问问默克尔。她认为成熟的外交是作为美国的盟友的同时也可以和中国成为合作伙伴。当然，必要时也需要谈判。
这就是所谓的交艺术。在对华外交方面，从惠特拉姆到艾伯特，我们曾经运用过，而且似乎也行之有效。
(原作者: 鲍勃·卡尔，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前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前澳大利亚联邦外交部长。 原文发布于2018年5月24日悉尼晨锋报。本文由原作者授权翻译，中文翻译：良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