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已经把在海外大规模用兵视作理所当然，这并非美国创立时的本心。建国之初，美国的力量几乎从未扩张到北美洲以外。美国当时经历的大小武装冲突，主要围绕防守边境、白人殖民者对原住民的屠戮以及西部扩张展开。
美国出兵参与两次世界大战，令华盛顿最终坐上全球领导者的交椅，也显著扩大了美国对全球事务的介入。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自“9·11”袭击以来，美国参与的武装冲突中，由美国对手挑起的占比可谓断崖式下降。
美国如今置身这样一个时代，美国的对手主动采取军事挑衅变得越来越罕见——可华盛顿发起军事介入的频率却高到前所未有。
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趋势。如果你要找证据，只需看看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与利比亚灾难式的军事干预行动。过度频繁地动武削弱了美国全球霸权的合法性。一边是美国外交团队的信誉与海外影响力不断衰落；另一边，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足迹却越来越频繁。全球民意调查显示，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如今将美国视作威胁。
然而，情况可能即将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的实力进一步强大，美国为了避免同另一个超级大国摊牌，可能会倾向于逐渐减少对外军事干预的频率。最终可能导致美国的决策者更多采取外交说服与经济倡议等政策工具，这将提升美国的软实力与全球信誉。
战争的规则
为全面理解美国为何频繁动用军事力量，回顾传统上为使用暴力构建合法性的论证将大有裨益。构成当代西方国际法体系的基石已年代久远，其中为使用暴力提供合法性的解释，大致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
首先，只有在自卫或是保护无辜的第三方时，才可使用武力；其次，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用于还击的形式必须与所遭受的攻击形式相同。如果有人对他人砸石头，受害者用石头回击是可以接受的，但使用枪械就不行（尽管石头与枪械都可能造成致命伤害）；第三，用于还击的暴力程度必须与攻击方意图或已实现的程度相匹配，即仅限于恢复和平所需的最低暴力。
因此，当某个团体的一名成员被另一个团体的成员打伤，而受害者团体的回应是杀死施害者团体的一名成员，这种程度的暴力回应是不可接受的。以上原则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间的暴力行为。但正如一句拉丁格言揭示了对国家间冲突的一种悲剧性误解：Silent enim leges inter arma（在战争时期，法律是沉默的）。更通俗的说法是，当关乎生存时，不择手段才是答案。
当然，并非所有冲突都是存亡之战。如果一个国家的存续受到威胁，采取不择手段的方式多少可以获得理解。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尤其是华盛顿近几十年来发起的冲突，显然不是因为美国正处于存亡关头。虽然在美国公众及国会议员眼中，美国偏好动武导致的累积影响似乎“不存在”，但美国的对手乃至海外盟友，却是看的真真切切。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至2018年发起的调查显示，美国的海外形象出现断崖式下坠：在2013年，25%的外国民众认为美国霸权与影响力对世界构成“重大威胁”；仅仅5年后，这个数字就上升到45%。
“9·11”与单极格局的惰性
这一变化从很大程度来说，可以归结于2016年，特朗普从奥巴马手中接过美国总统一职。特朗普对国际规则与对盟友的承诺充满不屑，他下令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与《巴黎气候协定》，在社交媒体上挑衅性地指责他国，无疑加深了外界对美国的负面印象。但以上并非事情的全部真相。其它因素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越来越倾向实施军事干预，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对美国实力认知的变化。
第一个因素可以被归纳为“9·11效应”：一种将美国的对手非人化的倾向。“基地”组织成员对平民发动自杀式攻击，令包括决策者在内的许多美国人坚信，他们面对的敌人毫无人性。在这些美国人看来，异乡人愿意为了一种主张而死，意味着那些人失去理性——进而失去人性；然而，同样是甘愿冒险献出生命，如果目的是保卫美国，在他们眼中就是英雄。
2002年，距离“9·11”事件过去不到五个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宣称“我们的敌人将别人的孩子送去执行自杀或谋杀的任务，他们将暴政与死亡视作一种事业与信条”。布什接着说，那些国家与其恐怖主义同伙“构成了一条危害世界和平的‘邪恶轴心’”。
这种将美国的对手视作与其他人类有着根本差异且毫无理性的习惯，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越来越少地依靠外交或经济手段，反而更倾向于“军事先行”的外交政策。毕竟，给你的对手扣上“本性弑杀”的帽子，意味着与他们谈判或讨价还价如同对牛弹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