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学生们曾举牌反对校园性侵。（《卫报》图片）
“我被性侵了，我是男生。”澳洲国立大学学生会主席康诺利（James Connolly） 登上校园演讲台。一年过去了，康诺利终于走出心灵阴影，勇敢地站在阳光下。
约一年前的一天，康诺利邀请一位男同学来宿舍作客，不想却“引狼入室”。
“他低声耳语，请求与我发生关系，我拒绝了。几分钟后，他把我强行按倒在床上。我一次又一次地喊着‘不要’，他只是轻声笑着说‘嘘’，让我不要做声。”噩梦对康诺利仍历历在目。
“他把我强行按倒在床上。他块头比我大，比我强壮，我无法动弹。”
之后的一年，康诺利坦言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恐慌、焦虑、抑郁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我不敢报告学校，不敢报警，不敢找人倾诉。”
“男人应该有男子气概，不能哭，不能表露悲伤之情。”康诺利曾“想用沉默解决一切”。但近日，身为同性恋的他近日终于站了出来——同志群体在这个崇尚“男子”气概的社会里承受了很多压力，但我已不害怕去面对了。
“我之所以说出真相，是想告诉其他受害者，他并不是一个人。”康诺利给同样遭受性侵或性骚扰的学生鼓劲。
高校成性暴力案高发地
康诺利就读的澳洲国立大学是性暴力的高发地。3.5%的该校学生去年曾遭受性侵，是全国均值（1.6%）的两倍多。康诺利只是澳大利亚大学校园性暴力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人。
而其他高校也并非一片净土。一位前悉尼大学老师曾向《悉尼先驱晨报》透露，自己有16位学生曾遭受性侵。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在派对上被灌醉，而后遭其同学或朋友性侵。
2015年，悉尼大学女学生就在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举办的派对上遭到一名男子性侵。悉尼大学最古老的圣保罗学院（St Paul`s College）也未能独善其身，接连曝出欺凌新生、羞辱女性的丑闻。一名叫凯利（Stuart Kelly）的新生被逼参加校园淫乱派对，连遭多名男同学的欺辱、殴打。在校待了仅18个小时，神情恍惚的凯利就被父母接回了家。凯利并不像康诺利那般坚强，能够走出阴霾。饱受身心摧残的凯利反锁上自己房间的门，结束了年仅18岁的生命。
今天，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s Commission）在对全澳39所高校、超过3万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后，发布了首份《大学校园性暴力调查报告》。
人权委员会是一个通过总检察长向议会负责的独立机构，旨在推进澳洲人权发展。
根据报告，性侵犯事件频发的高校前几位分别为：新英格兰大学、澳洲国立大学、查尔斯斯图尔特大学、南澳大学与邦德大学。
下图排名为校园内性骚扰发生率（由高到低）。
注：四列数据分别为性骚扰发生概率、校园内性骚扰发生概率、性侵发生概率以及校园内性侵发生概率。
根据《大学校园性暴力调查报告》——
性侵：
- 每15名学生中就有1人曾遭受性侵（6.9%）。其中，1.6%的学生是在大学环境中被性侵；五分之一的性侵案件发生在大学及宿舍的社交活动中。
- 一半（51%）的被性侵者都认识施暴者。
- 国内学生（66%）比国际学生（55%）受单个施暴者性侵的比例更高。（但是，有担忧指出有此遭遇的国际学生可能并没有参与到调查当中）
- 双性恋及无性恋者受性侵比例最高。
- 而女性遭受校园性骚扰的几率是男性的近两倍，遭受性侵的几率更是男性的逾三倍。同性恋或双性恋学生更易被性侵。
- 2016年，51%的大学生至少遭遇过性骚扰。每4名学生中就有1人在大学环境中遭遇性骚扰；三分之一的性骚扰事件发生在大学广场或教室内。
- 将近一半（45%）的被性骚扰者都认识施暴者；超过三分之二（68%）的施暴者大多为其他的学生。
- 大部分常见性骚扰行为表现为恶意偷瞄或盯着看（14%），性暗示评论或玩笑（11%），对他人私生活或外表进行冒犯性质疑（9%）。
- 2016年，跨性别者及双性别者在大学环境中受到性骚扰的比例（45%）比普通男性女性更高。
- 性骚扰发生的高峰年龄段为20-22岁
调查发现，住学校宿舍的学生遭受性侵或性骚扰的比例要高得多。
学生不敢言 学校不作为
纯洁的象牙塔频频遭到性暴力罪犯的染指。这些施暴者何以有恃无恐？受害学生的不敢言、校方的不作为或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
《大学校园性暴力报告》显示：
- 多数报案中的施暴者为男性，受害者为女性——女性遭遇性骚扰的机率几乎是男性的2倍，遭遇性侵的机率是男性的3倍以上。
- 94% 的在大学内遭遇性侵的人，以及87%的在大学内遭遇性骚扰的人，不会做出正式的投诉或报案。
- 每10名学生中就有6人不知道如何去正式投诉或报告此类事件。
新州大学澳洲人权中心主管杜尔巴赫（Andrea Durbach）教授发起的一项调查，或道出了受害者的“苦衷”：老师、同学异样的眼光，使受害学生羞于公开事实。事情意外被曝光后，他们常被指责穿着暴露，不应饮酒，或不该参加派对。
特别是受害留学生，由于害怕回国后会对其造成不良影响，或不懂当地法律，他们往往沉默不言。而同性恋受害者，更难站出来去承认自己的性取向。
一定程度上，学校对性暴力罪犯的现状负有责任。一位前悉尼大学老师称，大多受害学生只要求校方帮其换课，以避免与施暴者共处一室，但却遭到校方官僚主义的冷脸。学校工作人员还要求他们不停重复被侵犯的细节，签署相关声明。若受害学生不幸挂科，即使校方明知其近期遭遇性暴力，但不会区别对待。甚至还有校职员威胁他们：若再不及格或会被开除。
而对于施暴学生，很多学校却选择“宽大处理”。据“终结校园性侵”组织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5年里，该团体共收到575起性暴力投诉，其中145起与强奸有关。但只有6名涉嫌性侵的学生被开除。
据称，悉尼大学大多性侵学生只是被罚款55澳元，或接受8小时社区服务，或仅被要求写道歉信。
澳联社的分析指，澳洲高等教育服务已经是澳洲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留学生更成为各高校的主要“创收”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在创造经济利益和保护学生安全之间产生了利益冲突。学校的安全问题（性侵、性骚扰案件）被曝光后，势必引发家长担忧。哪个父母会送子女到这样的学校读书？
于是，在利益驱使下，对于学生（特别是相对弱势的国际学生）遭受性暴力的情况，校方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劝解受害者不要直接寻求法律保护。
从消极怠慢到积极介入
自从人权委员会介入校园性暴力事件调查以来，高校的态度开始转变。
上周四，澳洲国立大学称，已聘请咨询公司Rapid Context审查校方应对性暴力事件的策略、程序等，亦聘请了顾问给学生提供支持。学校还给住宿学生提供参加“健康关系”研习会的机会，还对所有学生开放在线性知识课程。
而澳洲天主教大学已在其堪培拉校区内安装了闭路电视，监控性暴力事件的发生。
新南威尔士大学也开始审查性暴力案件的预防和应对机制，并建立了一个举报性暴力案件的网络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