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恐吓
在孙杨的申辩材料中，他指出，2018年9月4日到他家中进行药检的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IDTM）三名工作人员——兴奋剂检查官（DCO）、尿检助理（DCA）、血检助理（BCA）均不符合药检资质。CAS对上述三人的身份进行了评估，并作出了解释，认定三人资质不存在争议。
裁决书指出，孙杨方在听证会之前和之后涉嫌多次恐吓证人并因此收到CAS办公室的反复提醒警告。
WADA指证，孙杨的母亲在网上公开发布关于兴奋剂检查官(DCO)和血样采集助理(BCA)的视频，并且有人曾代表孙杨联系了血样采集助理(BCA)工作医院的监管部门，要求跟血样采集助理(BCA)会面。这一点，也在媒体新近对孙杨律师的采访中得到证实，孙杨方认为血样采集助理（BCA）工作的医院对其的“处理结果”是对己方“最有利的证据”，并为经过多方努力仍未取得该处理结果感到“遗憾”。
裁决书显示，两位检查助理作证称，孙杨和他的团队人员违背了“禁止与作为本案重要证人的样本采集人员产生进一步直接或间接接触”的规定，通过多种途径与他们取得联系，并表达了对他们及其家人在身体健康和经济方面的“担心”。导致两位检查助理都感到十分“恐惧”，担心会遭受孙杨和他的团队、支持者们在不同程度上的报复。
孙杨在证词中承认，他的母亲杨明曾与两位检查助理联系，但只是为了“收集此案的有关信息并寻求他们的帮助”，从未试图恐吓或威胁他们。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认为，孙杨及其团队的行为解释了为什么血检助理不愿意出庭作证。距听证会开始还有2天，之前一直顾虑拒绝出席听证的尿检助理突然表示愿意出庭作证，仲裁庭认为除去手续安排仓促，鉴于他态度的转变发生在孙杨方联系证人的行为之后，拒绝了他的出庭请求，决定继续采纳他之前提交的书面证词和翻译。
WADA几次要求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下令禁止任何威胁血检助理或尿检助理以及泄露他们信息的行为，并给他们安排合理的保护措施，防止今后还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但在CAS宣布处罚决定后，孙杨团队即在社交媒体公布了几份文件，其中包含了几位检查人员的身份、证件等信息。此外，其律师在接受采访时也频频提及几位检查人员的名字。
孙杨在药检听证会现场做陈述
02、翻译
对于孙杨方庭审结果不利是否为翻译问题这一舆论焦点，CAS在裁决报告中用一个专门的章节（翻译和口译）做出了澄清。
听证会开始前，各方就已经按照CAS《体育仲裁规则》第R28条确定本次听证会官方语言为英语。翻译工作由各方安排并支付相关费用。随后，各方当事人应仲裁庭要求，在2019年10月18日通过信件，共同商定了听证会上使用的翻译公司。裁决书指出，运动员团队率先选定了翻译公司和口译员，并最终得到WADA和FINA的同意。
听证会一开始，仲裁庭就意识到翻译公司人员在解释运动员证词时存在明显问题。鉴于孙杨方和WADA都有母语为汉语的律师或口译员在场，仲裁庭建议双方当事人协商使用一名律师或口译人员来完成听证会剩余部分的口译。
根据孙杨方、FINA及WADA三方确认，并经得仲裁庭同意，当天下午和晚上的翻译则由一位（母语为汉语的）WADA工作人员临时承担。由于事发突然，她并没有提前得到孙杨方的发言材料。仲裁裁决高度评价了她的工作，“在听证会的剩余时间里，双方毫无争议地商定了一个新的口译员，她努力地为其余的证人做口译，使仲裁庭和双方都感到满意。”
为确保听证会上翻译无误，经各方同意，听证会上孙杨的证词内容交由一个独立的翻译服务机构，进行整理翻译。裁决称，令仲裁庭感到欣慰的是，孙杨在仲裁庭面前做的证词和他之前在国际泳联兴奋剂申诉小组前的证词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尽管听证会过程中孙杨方选定的翻译频频犯错，但运动员的证词被正确地翻译了，并得到了充分的考虑和理解。
2020年1月14日，孙杨在比赛前做准备。当日，在2020国际泳联冠军游泳系列赛（深圳站）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孙杨以1分46秒53的成绩获得亚军 图 / 新华社 梁旭摄
03、规则
针对孙杨在庭审中的表现，CAS在裁决书对运动员有所劝诫。
“在听证会期间，孙杨曾表示，这些行为都是在其随从人员的建议下做出的。”仲裁庭表示，“一名运动员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能将责任推给其他人。”
在仲裁报告的第356条写道：“令人惊讶的是，在证词过程中，运动员（指孙杨）从未对他的行为表达过任何遗憾。”“相反，随着程序的进行，他固执己见，并最终企图将明显失误归咎于他人。”
针对翻译问题，裁决书中提到一个细节，孙杨在自己最后的陈词部分对身边的翻译不满，一招手，将一位陌生男子从旁听席招呼到了庭上，让他坐在自己身边。CAS裁决书中写到，“孙杨邀请了身份不明的人，坐在他的桌子旁担任即席翻译。他似乎并不认为，这有必要寻求仲裁庭的许可，建议他尊重他人的权威或程序的权威。他是世界一流的运动员，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体育成就，但是规则适用于他，就像适用于所有运动员一样，必须遵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