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过去了，悉尼的华人律师霍莉·邓（Holly Tang）仍记得那个晚上自己在悉尼街头被袭击的细节。
当天晚上十点左右，霍莉从悉尼西区坎普西（Campsie）的火车站步行回家。当她走到一座桥上时，她突然听到身后有人。
“一个喝醉酒了的男人从我后面追上来，将我推倒在地，并骑在我身上。”
2017年霍莉在脸书（Facebook）上发文回忆这段经历。而此事发生在2014年，她是受到全球女权运动#我也是（#MeToo）的激励才把它讲出来。
“我停下挣扎开始祈求上帝帮助我时，我以为我即将被侵犯。”
然而在这个时候，施暴者停下动作并后跑开了。
霍莉向新南威尔士州警方报警，警方将事件列为“强暴猥亵”（indecent assault）。
“我还能从我身上问到那个男人的酒味，”霍莉回忆道。
她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说，这并非是第一次她在公共场合遭遇性骚扰。
霍莉现在是一个4岁女孩的母亲。在自己12岁的时候，霍莉就曾在公交车上被人捏臀部。
年纪稍长时，她走在街上，常有陌生男子接近她，对着她用中文发音喊“你好”。
“我感觉是自己的肤色和黑头发让我成为种族歧视和攻击的目标，”霍莉说。
“这些经历与我成长的过程以及我的文化身份相辅相成。”
“种族歧视成了常态，欺凌成了常态，在街上被叫各种名称成了常态，那为什么性虐待就不能成为常态呢？”
街头骚扰混杂着种族和性别歧视
一份在周五（16日）发布的有关维多利亚街头骚扰（street harassment）的报告显示，许多女性或者也和霍莉有过类似的经历。
专注街头骚扰问题的维权组织“这不是夸奖（It’s Not A Compliment，INAC）”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的调查内容有关人们的街头骚扰经历，包括在公共场所被人咆哮（catcalling）、吹口哨、鸣笛、做手势和不必要的身体接触，调查共收到343份回复。
报告显示，91.4%的受访者为女性，其中89%的人经历过以性别为动机的骚扰。
当中约四分之一的人为女性的有色人种，其中以东南亚裔最多，其次是南亚裔和东亚裔。
娜塔莎·夏尔马（ Natasha Sharma）是INAC的研究和政策官员。她说，尽管报告本身有不足之处，但是调查结果仍显示性别歧视不是单一原因，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种族歧视。
她说，包括亚洲女性在内的有色人种女性，与白人女性相比，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街头性骚扰经历，因为其中也包含着种族主义的意味。
在向ABC展示的一份证词中，一名投诉人士告诉INAC，她在街上被一名男子拦住，这名男子对她说“我喜欢棕色的女孩，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他还说“我想要你”。
夏尔马说：“我们试图告诉人们，街头性骚扰可以包含比通常认知下的性骚扰包含更多的经历。”
新冠疫情下的反亚种族主义
INAC的调查发现，在为遏制新冠疫情而实施封锁的期间，街头骚扰事件总体下降。
但对亚裔女性来说，骚扰仍在继续。关于性别的骚扰少了，但更多的是种族骚扰。
调查发现，6.1%的受访者面临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骚扰有所增加，其中大多数有亚裔背景。
现居墨尔本的马来西亚艺术家莎拉·谭（Sarah Tan）表示，今年3月她在悉尼郊区搬家的时候，一个搬家公司工人声称她的家具“沾染了新冠病毒”。
当ABC联系搬家公司核实这一情况时，对方让记者“说好你的英语”，并称将联系警方调查这段通话。
莎拉表示，除了自己的种族，她觉得自己受到那样的对待也是由于她是女性。
INAC的报告与亚裔澳大利亚联盟（Asian Australian Alliance，AAA）去年关于新冠疫情引发针对澳大利亚亚裔的种族主义问题报告相一致。报告中6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女性。
AAA召集人周文爱（Erin Chew）表示，据报道，亚洲女性遭遇的大多数性骚扰事件都发生在商店、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或是走在街头的时候。
“[数据]显示，亚洲女性在澳大利亚不仅容易、而且很轻易地成为这种种族虐待的目标，”周女士表示。
案件时有发生，举报率却不高
INAC的报告发现，在新冠疫情之前，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会“一个月数次”受到公开骚扰。
在那些举报街头骚扰事件的人中，超过90%的人表示他们不满意举报结果。
来自INAC的夏尔马表示，许多人觉得不安全或没有足够的信心向警方报告事件，而一些人认为报警“不是很有效”。
夏尔马表示：“警方没有真正接受过处理此类事件的训练。”
霍莉于2015年去了新州警察局，她说那次经历让她感到沮丧，而且还进一步受到伤害。
“我立刻去了警察局，但我没有意识到我必须在警察局坐上两三个小时才能做口供，”她说。
“我没有意识到我必须脱光衣服让警察拍照，你知道，这种经历本身实际上是相当痛苦的。”
然而，一年半之后，新州警方表示，他们已经结案，因为他们无法找到犯案的人。
新州警方一位发言人说：“新州警方严肃对待所有的犯罪报告（包括袭击），我们鼓励任何有袭击指控信息的人前来联系警方。”
墨尔本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教授凯西·汉福瑞斯（Cathy Humpherys）说，作为证据收集的一部分，警方可以询问受害者是否可以谨慎和私下地拍摄照片。
她补充说，许多警察部门已经接受了有关创伤的工作培训，以及如何与医务还有社会工作者合作，为性侵投诉人提供最好的专业服务。
霍莉表示，她决心“做一切事情”，这样她的女儿以后就不会再面临类似的经历。
“有时，我希望我地混血孩子长得更像她父亲一点，这样她自己就不会成为骚扰目标，”她说。（译注：孩子为一半白人一半亚裔的混血儿，父亲为白人）
“我真的希望人们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有时感觉社会在向前进一步之后又退了两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