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群体，它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还在不断壮大，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在负担住房方面承受的压力要大得多，但却从未得到政客、选民或媒体的多少同情。
讽刺的是，他们最近得到的一点点同情并没有得到保证。
他们是被遗忘的少数人——比那些我们还能想起来的被遗忘的人更受忽视。
他们就是租房者。
他们之所以被遗忘，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有房屋所有权是公认的房产信仰的地方。这是个为有房者服务、由有房者统治的国家。
现在，你可能已经想到了一个被称为“首置业者”的神圣群体——实际上是潜在房主——他们目前是租房者。他们肯定有受到一点同情吧？
好吧，并没有。我们自称有同情心，但其实不然。这是因为，经济学家已经不厌其烦地指出，我们以帮助潜在房主的名义所做的所有事情——首职业者补贴或印花税减免，自住业主免缴资本利得税，甚至是负扣税——实际上都是以牺牲潜在房主的代价，让现有房主受益。
这些因素助长了相对于供给的住房需求，从而推高了房价，使房子更难负担。
政客们几乎总是不愿意通过取消这些优惠来帮助潜在房主，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这样做，现有房主会多么愤怒。
但是，回到租房者身上，为什么我们对他们和他们的问题不感兴趣呢？ 部分原因是，在一个把房屋所有权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世界里，租房被认为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状态，年轻人都在攒钱凑首付。
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假设越来越不真实。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开始工作时，我们为澳洲70%的住房拥有率感到特别自豪。从那以后，它就一直在缓慢而无情地下降。
这意味着自那以后租房者的比例一直在增长。当然，许多人依然实现了买房，但这要花远远更长的时间。
我们对租房者如此不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渴望拥有自己的房子，那些从未拥有过房子的人——那些终生租房的人，是永远买不起房子的人。谁会花那么多时间为穷人担心呢？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也越来越不真实，因为有很多中等收入者将人生中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租房上。
在那个时候，我们曾经依靠“住房委员会”来将穷人从良心中抹去。从那以后的几年里，政府、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我们现在委婉地称之为“社会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的热情逐渐减退——这进一步表明我们对租房者缺乏兴趣。
最新的HILDA报告——由澳洲政府出资、长期进行的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调查——包含了墨尔本大学墨尔本研究所的罗杰•威尔金斯（Roger Wilkins）教授撰写的有关租房者的内容最详尽的一章。
威尔金斯称，与完全拥有住房的人相比，社会性住房的租房者遭遇财务困难的可能性要高出10个百分点。私人住房的租房者则高出15个百分点。
根据HILDA的定义，家庭收入分配处在底部40%、把30%以上收入用于还房贷或付房租的家庭被视为有“住房压力”。（很多高收入家庭把30%以上的收入花在这上面，但这是他们负担得起的选择。）
承受住房压力的私人租房者比例从世纪之交的近18%上升至本世纪10年代末的20%，之后就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